那条苦肉计似乎见效了。十二月二十五，西安有一道上谕，第三次惩治祸首，载勋赐死，载漪、载澜发往新疆，永远监禁，先行派员看管；毓贤即行正法；刚毅追夺原官；董福祥革职降调；英年、赵舒翘斩监候；徐桐、李秉衡革职，撤消恤典。另外又有一道上谕：“启秀、徐承煜即行革职，所犯罪名由奕劻、李鸿章即行奏明，从严惩办。”
慈禧太后让步了，让得不多，原意讨价还价，尚有磋商的余地。谁知各国的观感，异常恶劣，认为第一、载漪、载澜二人，已经说明白予以“假死罪”，而连这一点名义上的罪名都不肯承认，足见并无悔祸之意；第二、英年出过悬赏杀洋人的布告，赵舒翘助刚毅纵容拳匪，是尽人皆知的事实，而定罪为“斩监候”，明明有贷其一死之意，对各国是一种欺骗。
于是，英国公使萨道义派参赞面告李鸿章：“戴漪、载澜改假死罪，已经从宽，如果中国政府仍旧庇护，祸将及身。”
严重的警告以外，还有惊人的举动，年三十上午德国公使穆默特访李鸿章，一见面就说：“刚才我从瓦德西将军那里来，他已经下了命令，在中国新年的正月初五，亲自带队出京。”
李鸿章大惊失色，急急问道：“瓦帅带队到那里？”
“我知道。不过军事机密，我不能泄露。”穆默又说：“明天各国公使会议，草拟你们第三次惩治祸首的照会。不过，会议是形式，实质上并无变化。前次照会所提出的要求，已由各国政府批准，不能再改的。”
“何必如此？”李鸿章低声下气地说：“各国既然愿意修好，何不稍微通融？”
穆默笑笑不答，停了一下方说：“今天我来奉访，是基于友谊；公事不便再谈了。”
见此光景，李鸿章只有一个要求可以提出：“穆公使，我立刻把你的意思，电奏西安。
请你无论如何劝一劝瓦帅，暂时不必有所动作，等西安的复电到达，如果他不满意，再定行止。可以不可以？“
穆默刚走，法国及日本相继派人来传话，证实了瓦德西确已作了派军出京的决定，及至赫德来报告同样的消息时，李鸿章的幕友，已将电报拟妥，临时又加上几句，并标上“即到即转，不准片刻延搁”的字样，发了出去。
“今天是庚子年最后一天。清朝开国到今两百六十年，没有比今年更惨的，今年这一年没有比今天更惨的！我少年科甲，中年戎马，晚年洋务，结果落得个象今天这样仰面求人，想想真是心灰意懒，生趣索然！”李鸿章的声音越说越低，最后凄然泪下，一步重似一步地走回卧室，将房闭上了。
“忧能伤人！”杨崇伊悄悄说道：“中堂一身关系很重，我们总得想个法子，让他宽心才是。”
“要宽心，只有西安回电，准如所请。”杨士骧忧形于色地，“我看还有得磨。”
“不会！”徐赓陛极有把握地，“一定会准。”
“万一不准呢？”杨士骧问。
“不准也得准！”徐赓陛说：“今天除夕，苦中作乐，醉他一醉，为中堂谋一夕之欢。”
“慢来，慢来！次舟，你说不准也得准，这话作何解释？”
“今天不准，横竖有一天准，到了时候，不管西安有没有回电，准不准所请，回复各国，说是已有回电旨批准才是。”
“那，那以后呢？”
“嗐，莘伯！”徐赓陛不耐烦地说：“什么叫‘全权’？遇到这时候还无‘权’求‘全’，莫非真的等瓦德西带队出京时，死在他的马前？”
“透彻，透彻！”二杨异口同声地说。
事情等于已作了决定。为了行在不致受瓦德西的威胁，从权处置，并不算错。事实上，徐赓陛料得很准，西安回电，果然准了。
电旨一共两道，第一道是答复英国公使派参赞来转达的意见，说是“英年、赵舒翘情罪较轻，是以加恩定拟，今来电称该使语意决绝，为大局计，不得已只可赐死。”第二道电旨说：“朝廷已尽法惩办祸首，而各国仍不满意，要挟甚迫，现存诸人，即照前次照会办理，实因宗社民生为重，当可止兵，不致再生枝节，兹定初三日降旨，初六日惩办，惟英、赵已无生理，或通融赐死。启、徐并索回自行正法。该亲王等迅速密筹，或请美、日等国及赫德等转圜，能否办到，并商明已死诸人，不再追咎，即日电复。”
“算是定局了！”杨士骧舒口气说：“我马上回中堂。”
等李鸿章看完电报，幕僚建议，应该立刻托赫德去联络，将英年、赵舒翘由斩决改为赐死，以及启秀、徐承煜自日本军队中要回来，这两件事办妥之后，即刻电复行在，了却一件大事。
“不必！”李鸿章说：“启、徐二人正法的电旨到了再去要人，也还不迟，英、赵二人，洋人只是要他们死，怎么死法，无关紧要，不必征求同意。”
“然则办照会通知各国公使？”杨士骧问。
“不必！先口头通知，过两天再办照会。”李鸿章说：“赵展如是不是死得成，大成疑问。要拟个电报给荣仲华，放松不得一步！”
※※※李鸿章料事很准，要赵舒翘死，真是不大容易。
首先，慈禧太后就不以为他有死罪，当十二月二十五第三次改定惩办祸首罪名时，她就说过：“其实，赵舒翘并没有附和拳匪，只是当初跟刚毅从涿州回来复命的时候，不该以‘不要紧’三个字搪塞我。”
这话传到赵舒翘耳中，大为欣慰，自度必可免死。及至朝命已下，定为斩监候的罪名，先交臬司看管，他还言笑自如，不以为意。他的家人亦很放心，因为有个极大的奥援在！
这个奥援就是赵舒翘的母舅薛允升。此人是翁同譞的同年，刑部司官出身，由主事到郎中，历时二十二年之久，官运是蹭蹬极了，但却历练成了一位律学名家。大概从清朝开国以来，刑部的书办不但不敢欺侮司官，而且心悦诚服的，只有薛允升一个人。
到了同治十二年，薛允升方始外放为江西饶州府，自此一帆风顺，升道员、擢监司、署漕督，光绪六年内召为刑部侍郎，在礼、兵、工三部转来转去，转到光绪十九年，终于升为刑部尚书。其后因为他的侄子薛济勾结刑部司官，说合官司，连累乃叔，降三级调用，做了一年的宗人府府丞，告老回到西安。
等赵舒翘一出事，刑部尚书开缺，就地取材，顺理成章地召薛允升复起，补了他外甥的遗缺，而同时也就要办外甥的罪。他说过一句话：“赵某人如果斩决，是无天理！”因此，赵家的亲属戚友，都认为薛允升一定会保住赵舒翘的一条命，而况依律本就没有死法。
无奈洋人的话，比圣旨还重要，李鸿章根据英国参赞所传达的意见，急电西安。
由军机处传出风声之后，西安城内的士绅攘臂而起，做了一个“公禀”，具名的三百余人之多。除夕黎明，送到军机处，军机章京不敢收受，僵持到中午，并无朝旨，以为不要紧了，方始各散。
大年初一无事，初二召见军机，为的是商议初三宣布第四次惩办祸首的上谕，从早晨六点钟开始，到十一点钟，犹无结论。
其时西安城里最热闹的鼓楼附近，已经人山人海，群情汹汹，有的要罢市，有的要劫法场，有的主张要挟，如果慈禧太后杀了赵舒翘，就请她回京城去。
然而以巡抚衙门为行宫的慈禧太后，毕竟与军机大臣作成了决定，赵舒翘不能免于一死，赐令自尽。英年同科，但不烦睿忧，从十二月二十五被看管那天起，就昼夜哭泣，反复不断所说的一句话是：“庆王不该不替我分辩！”这样到了年初一深夜，哭声忽停，家人还忙着过年，没工夫理他。到第二天一早，也就是行宫议罪未定之际，发现他已经气绝了。
自裁的方法闻所未闻，是以污泥塞口，气闭而绝。
年初三，已死未死祸首十一人均定死罪的上谕，终于发布，而就在这一天，早就奉命监视庄王载勋自尽的户部侍郎署理左都御史葛宝华，一早到了蒲州。因为他是钦差的身分，所以到了载勋所住的“行台”，驿官照例放炮致敬。
载勋还高卧未起，惊醒了骂人：“无缘无故放什么炮？”
“钦差葛大人到了！”听差告诉他。
“莫非是为我的事而来的？”载勋瞿然而起。
听差骗他，说是钦差过境，特来拜访。见了面，照规矩先请圣安，然后叙话。载勋殷殷问起行在的情形，葛宝华略略敷衍了几句，随即起身告辞，转往蒲州府衙门。
蒲州知府惠格，首县永济知县项则龄，早就在待命了。葛宝华已看好了一处地方，行台后面有座久无香火的古庙，下令在那里作为载勋毕命之地。
于是项则龄亲自带人到古庙去布置，惠格则带领亲兵在行台周围警戒弹压。一切就绪，葛宝华到达古庙，派项则龄去传载勋来听宣上谕。
载勋倒也很气概，换上全套亲王的公服，大踏步走了来，一见葛宝华，用手摸着颈后问道：“要我的脑袋？”
葛宝华不答，只高声喊道：“有旨！”
听得这一声，载勋及在场的官员吏役，一齐下跪，静听钦差宣读上谕。
上谕是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所发：“已革庄亲王载勋，纵容拳匪围攻使馆，擅出违约告示，又轻信匪言，枉杀多命，实属愚暴冥顽，着赐令自尽。派署左都御史葛宝华前往监视。”
赐死亦是恩典，照例应该谢恩。不过，载勋却想不起这套仪注了，站起身来，涨红了脸说：“我早知必死。恐怕老佛爷亦活不长了！钦差，跟我家里人还可以见个面吧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