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自爰立以来，今且二稔，中间渊谋默运，固非博识可窥，然纲纪风俗，宏谟巨典，犹未使天下改观而易听者，相公岂欲委顺以俟时乎？语日：“日中必熭，操刀必割”，窃见向者张文隐公刚直之气，毅然以天下为己任，然不逾年遽以病殁。近欧阳公人伦冠冕，向用方殷，亦奄然长逝。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，和光遵养，然二三年间，相继雕谢。何则？方圆之施异用，愠结之怀难堪也。相公于两贤，意气久要，何图一旦奄丧，谁当与相公共功名者？况今荣进之路，险于榛棘，恶直丑正，实繁有徒。相公内抱不群，外欲浑迹．将以俟时，不亦难乎？盍若披腹心，见情素，伸独断之明计，捐流俗之顾虑，慨然一决其平生。若天启其衷，忠能悟主，即竹帛之名可期也。吾道竟阻，休泰无期，即抗浮云之志，遗世独往，亦一快也。孰与郁郁顑颔而窃叹也？夫宰相者，天子所重也，身不重则言不行，近年以来，主臣之情日隔，朝廷大政，有古匹夫可高论于天子之前者，而今之宰相，不敢出一言。何则？顾忌之情胜也。然其失在豢縻人主之爵禄，不求以道自重，而求言之动人主，必不可几矣。愿相公高视元览，抗志尘埃之外，其于爵禄也，量而后受，宠至不惊，皎然不利之心，上信乎主，下孚于众，则身重于泰山，言信于其蓍龟，进则为龙为光，退则为鸿为冥，岂不绰有余裕哉！（书牍十五《谢病别徐存斋相公》）
究竟经验是跟着年龄来的。三十岁的翰林编修，已经迫不及待，拂衣而去了；五十二岁的内阁大学士，却认清楚还得忍耐，还得忍耐。“披腹心，见情素”，固然是一个办法，但是在固执己见、阿护前非的世宗面前，指摘严嵩，便是激怒皇上。杨继盛底例子在那里，这个使不得。“抗志浮云，遗世独往”，也很好，可是在和严嵩决裂以后，要想退居林下，安然自得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：——这是事实，不是徐阶底过虑；徐阶去位以后，遇到高拱当国，高拱去位以后，遇到张居正当国，都经过很大的危难，何况严嵩是一个比高拱更有办法，比张居正更无顾忌的人呢？不错，为了国家底安全，为了自己底安全，徐阶一步造次不得，他终于还是跧伏着，一切还是和平。他想到居正信中最后的几句，简直有些讽刺自己固位希宠了，他只是深切地沉吟：青年人不知道自己底苦衷，临去的时候，连辞行的礼貌都没有，那么，就让他去罢。徐阶依旧是“内抱不群，外欲浑迹”。
第三章休假三年
嘉靖三十三年，居正请告归江陵，暂时脱离了政治生活。在这一年，俺答还是不断地向大同进攻。东南方面，倭寇底侵扰更加积极。由太仓溃围的残贼，夺海船再入江北，大掠通州、海门、如皋这一带，前锋直到山东境上。江南一带、海盐、嘉兴、嘉善、松江、嘉定，到处都是倭寇。总督浙福南畿军务张经和巡抚浙江副都御史李天宠正在积极地堵御。到冬天，严嵩底义子赵文华上奏，倭寇猖撅，请祷祖东海，镇压暴寇。异想天开的对策，从专事斋醮的世宗看来，正是合理的策略。赵文华奉命南行，沿路骚扰，一面上疏弹劾张经，不肯办贼。张经正在调兵杀敌，等到三十四年五月在王江泾大破倭寇，斩贼一千九百的时候，赵文华上疏底结果也揭开了。张经被逮入京，不久李天宠也被逮，十月间，二人弃市，附带着杨继盛也趁此被杀。弹劾严嵩的和不善伺候文华的，得到同样的结果。这是当时的政治。东南方面和西北方面的敌人同时进攻，这是当时的情势。这一个有抱负、有主张、有办法的三十岁的青年，已经退出政治生活，在诗酒往还中消磨他底岁月。
居正《先考观澜公行略》，自称“甲寅，不肖以病谢归，前后山居者六年，有终焉之志。”六年指从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八年为止，。只是一个大概的计数。其实三十六年，居正已经销假，《种莲子戊午稿序》（文八）称“往甲寅，不佞以病谢归”，又称“丁已，不佞再泰朝列”，可证。实际上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，居正整整度了三年的优闲生活。三十七年便道归家，大致三十八年仍回北京，连同以前的时期，称为前后山居者六年。
敬修《文忠公行实》对于前期三年的生活，有以下的记载：
三十三年甲寅，遂上疏请告。既得归，则卜筑小湖山中，课家僮，插土编茅，筑一室，仅三五椽，种竹半亩，养一癯鹤，终日闭关不启，人无所得望见，唯令童子数人，事洒归，煮茶洗药。有时读书，或栖神胎息，内视返观。久之，既神气日益壮，遂博极载籍，贯穿百氏，究心当世之务。盖徒以为儒者当如是，其心固谓与泉石益宜，翛然无当世意矣。
周圣楷《张居正传》亦称“终日闭关不起，人无所得望见，久之，益博极载籍，通当世之务”，当然是根据敬修之言。《明史》本传对于此节，完全略去。其实居正底生活，并不这样恬淡。诗集、文集里面，留下许多断片，我们可以看出他怎样消遣岁月。
在这个阶段里，他有过许多的游宴，最后在三十五年游衡山，生活中有过不少的波澜。但是最使他关心的还是整个的政局。《登怀庾楼》（诗一，约三十三年作）有这几句：
但恐濛汜夕，余光不可留，风尘暗沧海，浮云满中州。目极心如惄，顾望但怀愁，且共恣啸歌，身世徒悠悠。[更多精彩，更多好书，尽在[517z.]
这是热中。居正对于整个的政局搁不下。自己没有机会把握政权，但是眼看政权落在人家手里，国家踏上不幸的命运，真是万分的不甘。《修竹篇》（诗一）又说：
永愿老烟霞，宁知劳岁移，但畏伶伦子，截此凌霄枝，裁凿岂不贵，所患乖天姿。亭皋霜露下，凄其卉草衰，愿以岁寒操，共君摇落时。
这好象是恬淡了，然而还是热中。历史上的政治家，常常在热中的情绪上，蒙上一层难进易退的色彩。其实真真有抱负的人，用不到这样地做作。长沮、桀溺耕田的时候，看到子路，桀溺只顾讽刺孔子，孔子怅然地说，“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？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”他说既然是人，便得为人类谋幸福，孔子决然不肯和长沮、桀溺那样做个辟（避同）世之士。这是孔子底热中。热中不是一件不能告人的事，用不到讳饰。居正也是不容讳饰的热中。他曾说起：“当嘉靖中年，商贾在位，货财上流，百姓嗷嗷，莫必其命，比时景象，曾有异于汉、唐之末世乎？幸赖祖宗德泽深厚，民心爱戴已久，仅免危亡耳！”（书牍十二《答福建巡抚耿楚侗》）这是怎样的景象！在这个时期，自负清流的君子们，也许只是优游林下了，偏有不辞赴汤蹈火的人，纵在林下，还是不断地怅念，他底热中，还不值得后人同情吗？
居正又有闻警一首：（诗五，约作于嘉靖三十四年）
初闻铁骑近神州，杀气遥传蓟北秋，间道绝须严斥堠，清时那忍见毡裘。临戎虚负三关险，推觳谁当万户侯？抱火寝薪非一日，病夫空切杞人忧。
三十四年九月，俺答犯大同、宣府，十二日后，进犯怀来，北京戒严，这首诗大致指此。国家已经乱到这个地步了：皇帝在那里斋戒祷告，祈求长生；商贾式的严嵩在那里继续“货财上流”；清醒的徐阶只是束手无策，把整个的心力，精治青词，逢迎帝心。居正在朝也没有办法，何况在野！他底心绪，只向诗集里倾泻，最沉痛的是一篇七贤咏叙：（诗一）
余读《晋史·七贤传》，慨然想见其为人，常叹以为微妙之士，贵乎自我，履素之轨，无取同涂，故有谤讟盈于一世，而独行者不以为悔，沈机晦于千载，而孤尚者不以为闷，斯皆心有所惬，游方之外者也。夫幽兰之生空谷，非历遐绝景者，莫得而采之，而幽兰不以无采而减其臭；和璞之蕴玄岩，非独鉴冥搜者，谁得而宝之，而和璞不以无识而掩其光。盖贤者之所为，众人固不测也。况识有修短，迹有明晦，何可尽喻哉？今之论七贤者，徒观其沈酣恣放，哺啜糟醨，便谓有累名教，贻祸晋室，此所谓以小人之腹，度君于之心，独持绳墨之末议，不知良工之独苦者也。尝试论之。《易翼》有言：“天下同归而殊涂，一致而百虑。”故语默不同，其撰一也，弛张异用，其旨归也。巢、由抗行，稷、契宣谟，并容于尧代；箕子佯狂，比干死净，俱奖于宣尼，岂有异议哉！余观七于皆履冲素之怀，体醇和之质，假令才际清明，遇适其位，上可以亮工宏化，赞兴王之业，下可以流藻垂芬，树不朽之声，岂欲沈沦滓秽，无所短长者哉！
等待罢，到了“遇适其位”的时候，居正决定要做出一番大事业。为国家致太平，为个人求不朽，一切都待着适当的时机。
但是嘉靖三十三年，居正已经请告回籍了，国家大事，只有交付给“货财上流”的政府，他自己正准备做一个“沈沦滓秽”的人物。在朝廷大政没有清明的时候，要在外省找一片干净土，事实上不可能。地方行政，永远是中央行政的反映，居正没有不知道的。在他回到荆州府以后，他只觉得在明代最初一百年间，荆州的情况还好，但是：
其继也，醇俗渐漓，网亦少密矣，变而为宗藩繁盛，骫权挠正，法贷于隐蔽。再变而田赋不均，贫民失业，民苦于兼并。又变而侨户杂居，狡伪权诈，俗坏于偷靡。故其时治之为难。非夫沈毅明断，一切以摘奸剔弊，故无由胜其任而愉快矣。（文集九《荆州府题名记》）
事情是显然的。